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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大陸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同時，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面對改革與發展繁重而艱巨的雙重任務，如何準確和透徹理解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至關重要。為了進一步透闢分析國內外複雜因素對中國大陸經濟產生的種種影響，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良好宏觀環境，記者日前獨家求問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的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博士。
　　
　記者：當前，對中國大陸經濟的權威重要判斷是，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結構性而不是週期性的。但人們也注意到，由於世界經濟復蘇不及預期，貿易持續低迷，而且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同樣被視為影響中國大陸經濟的重要難點。那麼，我們在主要面臨結構性矛盾挑戰的同時，是否也受到了週期性因素的深刻影響？比如，外貿發展中的困難依然較大，能否看作是一種客觀反映呢？
　
　林毅夫：根據去年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2016年及今後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結構性改革措施。
　
　理解這樣一個總的政策方向，首先必須瞭解當前大陸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顯而易見，這個挑戰，就是從2010年一季度以來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在下滑，從原來的兩位數下滑到今年上半年的6.7%。這是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次出現這麼長時間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
　
　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所以，對2010年到現在這幾年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必須判斷清楚。我認為，從2010年以後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有大陸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必然存在的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的原因，也與外部性的、週期性的因素影響分不開。這個判斷不難證明，可以通過與其他國家的橫向比較得出。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10年和中國大陸處於相同發展程度的其他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的增長速度分別為7.5%、4.5%、10.3%，2015年巴西和俄羅斯增長速度分別下降為-3.8%和-3.7%。增長下滑的情形和中國大陸相同，幅度則遠大於大陸。印度2015年的增長速度為7.5%，表面上比大陸高。但是2012年印度的增長僅為5.1%，下滑比大陸的7.7%深。

　印度是先有觸底又反彈了，另外更重要的是印度2014年調整了統計方法，使其增長速度有所提高，所以，實際上印度的增長表現和大陸一樣。不僅如此，韓國、新加坡等高收入、高表現、外向型國家，2010年的增長率分別為6.5%和15.2%，2015年則下降為2.6%和2.0%。這些高收入、高表現國家照理說他們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經濟結構應該沒多大的問題，但是2010年以來的同一個時期，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情形都跟中國大陸一樣，而且下滑的幅度也更大。所以，大陸和上述這些國家從2010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只能從共同的外部性、週期性因素來說明。
　
　事實上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占世界經濟規模仍達一半的美歐日發達國家尚未完全復蘇，失業率高，家庭收入增長慢，並且，還需省吃儉用以償還危機前的過度負債，抑制了消費和進口增長，使得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增長大幅下降，全球的貿易在危機前每年的增長率為GDP增長率的2倍多，現在則低於GDP的增長率，大陸的出口按美元計算，從危機前每年兩位數的增長率跌至2015年的-2.8%，今年上半年則下降7.7%，這是大陸和許多國家經濟增長減緩的共同外部原因。
　
　其次，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後，每個國家都採取了一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投資，這些項目建成了，但國際經濟尚未完全復蘇，增長疲軟，以致民間投資的意願不高，像有些發達國家利率都已經降到零了，甚至是負利率，但民間投資還刺激不起來，這是各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共同週期因素。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大陸經濟增長速度確實也受到自己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的影響，面對當前的情況，應該分析清楚情況，保持定力，在適度擴大總需求，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同時，按照中央的決策，勇於啃骨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在克服這些外部性、週期性的影響之同時，大陸經濟將能提高素質，改善經濟增長的品質。現在各國推行結構性改革都很難，美歐從2008年的危機之後至今已8年但未見動靜，日本則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到如今已經25年也還沒有改。大陸能夠下定決心，保持定力，克服困難，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前提下，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大陸的制度優越性之一。
　　
　為什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給學派理論
　　
　記者：從大陸國內情況看，一方面，面臨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和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消費者又將大把鈔票花費在出境購物、“海淘”購物上，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供給結構錯配問題嚴重。這些問題顯然不是週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那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除了在實踐中全力完成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外，在理論上又應作出怎樣的創新性的指導呢？
　
　林毅夫：有些國內學界、輿論界的觀點是拿國外的理論來看我們的政策。比如，有人講過去中國大陸的政策是需求側的政策，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對於現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有人說是放棄了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改為“擁抱”供給學派的政策。我認為這兩種看法都不正確。
　
　首先，中國大陸過去採取的並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凱恩斯主義的措施是以“挖個洞、補個洞”的基礎設施建設刺激短期需求，但這些措施長期不增加勞動生產力。這是因為發達國家基礎設施普遍是比較好的，既然基礎設施比較完善了，政府再投資基礎設施只能是把現有的基礎設施挖開，然後再補上，短期雖然能創造就業，但這對長期生產力提高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而大陸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還有許多欠帳，不論是東亞金融危機那輪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這輪，積極財政政策所投資的基礎設施基本上都是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建設，這樣的財政政策短期提高了需求，增加了就業，但建成後則消除了增長的瓶頸，降低了交易費用，提高了增長潛力和競爭力。這不是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把短期需求和長期供給的增加結合起來的措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10月出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還特地專門推薦了在經濟下行、疲軟時以政府財政政策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的經驗。
　
　其次，我們現在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不是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供給學派的措施主要是降低稅收以期提高民間投資和增加供給的積極性，這是在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最盛行的時候，美國發生滯脹，雷根總統奉行的政策主張。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美國的供給學派是完全反對產業政策的，他們認為不應該針對某個產業去制定政策，應該用普遍降稅的方式來提高投資的積極性。
　
　我們當前的問題不是滯漲，而是總量需求不足和供給結構不合理並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要在適度增加總需求的前提下來進行。我們還強調“產業政策要准”。比如，要根據產業的情況，採取不同的產業政策，有些過剩產能的產業要去產能，有些短板產業則需要支援其發展，這些都是影響產業發展方向的，都屬於產業政策的內容，與發達國家推行供給學派的政策時僅僅降稅、反對產業政策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過去奉行的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現在推行的也不是供給學派的政策。發達國家的理論是根據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產業特性提出的，其宏觀政策僅是週期政策。但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可以把週期政策和發展政策結合起來。所以不能簡單用西方國家的理論來套我們當前的問題，或者是用來理解我們當前的宏觀政策。因為這種依樣畫葫蘆的理解，很可能會誤解我國政策的真諦，產生不當的社會輿論壓力。
　
　這些誤解也說明，我們的很多理論認識是落在大陸豐富的政策實踐之後的。我認為，當前大陸社會科學界應當積極研究大陸作為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發展階段的差異，在要素稟賦、產業、技術等結構的特性上有何不同，找到大陸經濟發展和宏觀週期波動的原因、挑戰和機會，瞭解歷史遺留下來的很多結構性的、機制性的、發展模式的問題產生的原因，並針對這些原因對症下藥。

　經過對上述一系列現象背後因果關係的研究，進行理論創新，用這種新的理論作為大陸的發展政策、宏觀政策制定的參考，而不是簡單套用發達國家現成的理論。總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前提條件不同，照搬外國的理論難免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好心幹壞事的遺憾。大陸的經濟學界應該推動結合我國現實的理論創新，分析清楚大陸當前經濟面臨的問題和機遇，為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提供參考。
　
　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似性。中國大陸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形成的理論，不僅對大陸有價值，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多的參考借鑒價值。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給中國大陸經濟帶來怎樣的變化
　
　　記者：早些時候，中央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就傳出重要精神，宏觀經濟政策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適度擴大總需求，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有力、有度、有效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引導好發展預期，用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穩定社會預期，用重大改革舉措落地增強發展信心。那麼，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會給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帶來怎樣的變化呢？
　
　林毅夫：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有賴於供給側的生產力和市場競爭力水準的不斷提高，總體上大陸的經濟工作應該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中央所指出的5個方面都很重要，由於大陸經濟增長的持續下滑有外部性和週期性因素的影響，而且展望未來，美歐日發達國家可能會因為未能真正進行結構性改革而陷入像日本那樣長達10年、20年的增長疲軟，這種外部性、週期性的影響有可能長期存在，針對這種情形，適度擴大總需求可以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補短板的投資結合起來。

　大陸雖然在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煤炭等產業過剩產能嚴重，但是，這些都屬於中低端的產業，大陸可以向中高端產業升級。2015年大陸進口的工業製成品就達1.2萬億美元，這些都是國內不能生產的，技術、品質、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品，在這些產業領域的投資屬於補短板。

　另外，大陸在基礎設施、農田水利、環保、城鎮化、經濟適用房等方面都還有許多欠帳，這些也都是大陸經濟的短板。在這些方面的投資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很高。這些投資短期內創造需求，長期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而且，這些補短板的投資會對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煤炭等產業創造需求，減少過剩，這樣去產能也就容易進行。這些過剩產能行業也屬於杠杆率最高的行業，需求增加了，企業營利狀況改善，能夠還債，杠杆率也能下降，所以，這些補短板的投資在本質上也屬於去杠杆的措施。同時，投資能夠創造就業，貢獻於家庭收入的增長，改善未來的預期，增加家庭買房需求，有利於去房地產的庫存。
　
　其實，適度擴大總需求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二選一的單選題，而是相輔相成的。把適度擴大總需求和以補短板的結構性改革相結合作為抓手，輔之以降成本的結構性改革，能夠給存在產能過剩、高杠杆、多庫存的部門創造需求，有利於去產能、去杠杆、去庫存的結構性改革的推行，在穩增長的同時調結構，提高大陸經濟的生產力，促進競爭力和可持續力。大陸有能力把穩增長和調結構兩者結合起來，這是我國和發達國家的最大不同，也是大陸優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地方。